Justress's Blog

一觉醒来已是早晨八点半，是自回国以来第一次睡到自然醒。这颇使人意外，因为房间隔音欠佳，而我的睡眠总是太浅。因此，我猜测，也许是因为缺乏窗户的房间与外界绝缘，进而让人从某种对时间流逝的本能焦虑中脱离而安心地沉睡过去。我自以为这个猜想是有道理的，否则为何我们最深沉的睡眠发生在黑暗而温暖的子宫之中？——那时我们还不知时间为何物。

起床后，时针又开始了转动，这使我有些沮丧，想要以待在酒店的方式作出对变化的小小抵抗。然而昨夜在匆忙中已然购买恭王府门票，便只好在洗漱完后乘车前往。

恭王府与清冷的白塔寺不同，附近的道路上站满穿着彩色外套的人群。我一眼认出他们大部分是游客，而这使人心安：这是个已经被商业模式驯服的景点，拥有一套我已了然于胸的观赏规则，即便已经陈旧不堪。剩下的人多穿着清朝服饰，吆喝着，仍然在执行那套相当古典的景点生意。在街道拐角，一个格格打扮的女孩嘴上有显眼的银色唇环。我经过时，她说：姐妹来一套吗？我没有来得及回答，便被人群挤进了恭王府。

我对清朝历史算不上熟悉，因此在来之前只对这个建筑做了简单了解。恭王府始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总共花费8年时间建成。其原为和珅与夫人固伦和孝公主的宅邸，后为恭亲王奕䜣的住所。其布局平正大气，前后分为府邸与花园两部分，而这两部分又可以按照方位分为西、东、中三路。理论上，这般设计应使人对其布局一目了然，可自由穿梭其中，不至于迷失方向。

不过，当我进入这诺大的四合院，我逐渐理解了为什么北方人喜好以方位识路，而非如同南方人一般分前后左右。虽然在设计思路上简单清晰，但四合院每进院落彼此过于相似（每出现一个被围起的“口”庭院，便称之为“一进”），若缺乏绝对坐标，则人容易晕头转向，不知所面为何方。我在其中绕来绕去，最后也只知道往两边走可以快速到达出口，对其间的各种厢房位置依然摸不着头脑。

这种对于方位的困惑加剧了我因人群与缺乏相关知识而产生的厌烦。倘若我比现在更知道和珅是谁，那我在已经翻新到面目全非的恭王府中也许仍能为瞥见一丝历史真实的痕迹而欣悦；又或者，如果我曾经沉迷还珠格格，那么熟悉的场景将会散发着某种虚构与回忆混杂的苦涩气息（当时的电视依然有不可抗拒的魔力）。但不幸缺乏这一切的我只能随意地按照某个攻略上的指示按着方向行走，直至感到花费的40元门票费用也无法支撑无所事事的无聊。

于是便前往地坛，计划以此出发，途径五道营胡同、南北锣鼓巷，最后到什刹海，以行走打发时间。对于在北京走街串巷，我已毫无期待，因为其与任何一个中国城市并无不同，甚至因为其首都的地位而更显典型。倘若我必须为这些城市呈现出的相同特质命名，我会在“规划美学”与“新中国美学”二者之间游移不定，虽然它们于我都代表着同样的事物。在漫步后，我坐在什刹海边的石阶上，为我的观点得到沿途风景的确证而倍感遗憾：柳树随风舞动的纤美被机械的种植间隔破坏，居民楼沉闷不堪，胡同或者杂乱不堪、充满尿骚味，或者商业化成为缺乏任何特色的消费场所——试比较：南头古城，五道营胡同，南/北锣鼓巷，烟斜袋街。它们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我所感受到的失望也许来自于对景观与生活割裂的不满。游客所存在的时空仿佛与居民完全平行。所谓古迹在翻新后被严格把守，这般操作导致“历史”只存在于导游之口。而在这之外的城市生活本身，则如同这个国家任何一个县城，毫无生气地苟且在在丑陋的招牌下。
我眺望着远处沉默地矗立着的鼓楼，忽然念起广州的好。曾经为找圣经而路过沙面岛，民国时的英法租界。其建筑具有明显的西洋特色，倘若在其他地方，也许已经被围起成为一个刻意的景区。然而此处并未如此，这些建筑如同其他任何建筑，在被正常地使用着。人们穿行其间，或是拍照的游客，或是普通地生活着的路人。历史就是应当如此地被还予生活，不是么？

气温在下午渐渐开始升高。阳光下的北京似乎与阴影划分出了一种绝对距离。未至的酷暑已经使人开始头昏脑胀。柳树微绿的枝桠随着偶尔的风轻微摆动，柳絮纷飞。望着闪动的湖面许久，我决定回到酒店，暂歇以等待承诺前来的友人。